岸田会见北约秘书长,还告诉对方日本计划设常驻北约代表团******
【环球网报道】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访问日本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31日视察了位于埼玉县的航空自卫队入间基地,在讲话时感谢日本对乌克兰的援助。
据报道,在约1小时的时间里,斯托尔滕贝格观看了C-2运输机、F-15J战斗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等装备,听取了自卫队员的解说。在视察过程中,斯托尔滕贝格还坐进了F-2战斗机的驾驶舱。F-2战斗机由日美联合研制,是航空自卫队现役主力机型之一。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讲话时向自卫队员表示,C-2运输机“在支援乌克兰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感谢日本的支援” 。C-2运输机输送了防弹背心等日本援乌物资。他还称,北约与日本“有必要建立起牢固合作关系”。
斯托尔滕贝格于1月30日开始对日本的访问,1月31日,他还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岸田向斯托尔滕贝格传达,日本政府计划设立独立的常驻北约代表团,定期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岸田还向对方报告了去年12月敲定的三份日本新国家安保战略文件,斯托尔滕贝格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转向表示欢迎。
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日韩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斯托尔滕贝格此次亚洲之行的目的是,在面临俄乌冲突以及“中国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加强北约与亚洲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报道称,他此前还声称,尽管北约的焦点仍是欧洲,但“我们需要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应对的方式就是与该地区的伙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法新社称,斯托尔滕贝格1月30日上午就在首尔一家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大谈“中国挑战”。
对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大谈“中国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30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我们也不威胁任何国家的利益。毛宁表示,北约应该放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的理念,为欧洲和世界安全稳定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我们希望地区国家坚守亚太合作正道,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1月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是美国领导的军事组织,实际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此次出访日韩是为了帮助美国推动所谓“印太战略”的执行。
(来源:环球网)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